我的叔叔于勒亭

　　一个白胡子穷老头儿向我们乞求施舍。我的同伴阿韭竟给了他5块钱。我觉得有点惊奇――那相当于我交易一笔股票的佣金了。他于是对我说：

　　这个可怜人使我想起很久前的一段往事，这段往事我一直念念不能忘怀。下面我就来讲给您听。

　　我的家庭原籍阿斯托克（注：A-stock的音译），并不是有钱人家，连大家说的中产都算不上，也就是勉强度日罢了。我的父亲做事，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的钱不多。我有两个姐姐。

　　我的母亲对我们的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她常常因为这么多年来被迫共克时艰，而找出一些尖酸刻薄的话，一些含蓄、恶毒的责备话发泄在我的父亲身上。这个可怜人这时候总做出一个手势，叫我看了心里十分难过。他总是张开了手摸一下额头，好像要抹去根本不存在的汗珠，并且总是一句话也不回答。我体会到他那种面对消费降级而无可奈何的痛苦。那时家里样样都要节省；即便出门吃饭总是先上丑团点评找优惠券，日用品也是常常上拼夕夕。姐姐们网购衣服，都要找人拼团，并且总选特价款，还常常要卖家给返现。我们日常吃的是韭菜和用各种方式做的面条。据说这又卫生又富于营养，不过我还是喜欢吃别的东西。

　　我要是哪天忘记把手机钱包里三位数的零钱买宝宝理财，那就要狠狠地挨一顿骂。

　　可是每星期日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到家里机场附近的山上去散步。如果是冬天，我的父亲会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套着手套，让我母亲挽着胳膊；我的母亲打扮得五颜六色，好像节日悬万国旗的海船。姐姐们总是最先打扮整齐，等待着出发的命令；可是到了最后一刻，总会在一家之主的礼服上发现一块忘记擦掉的污迹，于是赶快用旧布蘸了汽油来把它擦掉。

　　于是我的父亲头上依旧顶着大礼帽，只穿着背心，露着两只衬衫袖管，等着这道手续做完；在这时候，我的母亲架上她的近视眼镜，脱下了手套，免得弄脏它，忙得个不亦乐乎。

　　全家很隆重地上路了。姐姐们挽着胳膊走在最前面。她们已经到了出嫁的年龄，甚至是别人所说的“大龄剩女”，所以常带她们出来叫城里人看看。我依在我母亲的左边，我父亲在她的右首。我现在还记得我可怜的双亲在星期日散步时候那种正言厉色、举止庄重、郑重其事的神气。他们挺直了腰，伸直了腿，迈着沉着的步伐向前走着，就仿佛他们的态度举止关系着一桩极端重要的大事。

　　每个星期日，只要一看见那些从辽远地方归来降落的航班，我的父亲总要说他那句从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亭就在这个飞机上，那会多么叫人惊喜呀!”

　　我父亲的弟弟于勒亭叔叔是全家惟一的希望，而在这以前曾经是全家的祸害。我从小就听家里人谈论这位叔叔，我对他已是那样熟悉，大概一见面就能立刻认出他来。他动身到美洲去以前的生活，连细枝末节我都完全知道，虽然家里人谈起他这一段生活总是压低了声音。

　　据说他当初很是风光，一度上过国内的富豪榜前10，就是说他曾经掌握着一个名叫“乐观网”的商业帝国，这在普通人的家庭里，算是草根逆袭的典范。然后就有“生态七子”的布局，这在功成身就的人中，已称得上是个中翘楚了。然后便是各种增发、质押乃至减持，融资以支撑起令人窒息的梦想，甚至要将海水煮沸。我的父亲也相信了他的梦想，将我们的身家全部押到了乐观网的股票上。

　　一项投资的成功与否，只有结果能够决定。

　　总之，于勒亭叔叔把所融得的那部分钱花得一干二净，在拉到了同学会和老乡“荣创”的投资后，最终依然欠下一屁股债，他于是登上一架开往美利坚的航班，说是要去造车了。

　　一到了那里，我这位于勒亭叔叔就称他的“FoF”项目进展顺利，说下周就能回国，并且希望能弥补我父亲和其他投资人的损失，负责到底。这封信在我的家庭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于勒亭，大家都认为不会回来，甚至被拉入失信名单的于勒亭，一下子成了正直好人，有良心的人，是阿斯托克大陆上的好子弟，跟所有阿斯托克们一样公正无欺了。

　　有一张报纸又告诉大家，说他又拉到了另一位首富级大佬的10亿美刀融资，马上就要大干一场。

　　几个月后又接到新的消息：

　　FoF的第一辆量产车已经下线了……

　　这个消息成了我们家里的福音书。一有空就要到股吧上去跟帖，见人就要讲给他听。

　　虽然，随后的日子里，并没有什么大的消息传出，FoF的电动车也没有在马路上奔跑，可是我父亲的希望却在与日俱增；我的母亲也常常这样说：

　　“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亭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他可真算得一个有担当的人!”

　　于是每个星期日，一看见飞机降落的时候，我父亲总是重复说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亭就在这个航班上，那会多么叫人惊喜呀!”

　　叔叔回国这桩事十拿九稳，大家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于计划到要用翻本的钱再买一套学区房。我不敢肯定我的父亲是不是已经就这件事进行过商谈。

　　我的大姐那时二十八岁，二姐二十六岁。她们还没有结婚，全家都为这件事十分发愁。

　　后来终于有一个看中二姐的人上门来了。他是一个媒体人，没有什么钱，但是诚实可靠。我总认为这个年轻人下决心求婚，不再迟疑，完全是因为那几天，乐观网的股票径直涨了100%。

　　我们家赶忙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且决定婚礼之后全家都到X港小游一次。

　　X港是阿斯托克韭民们理想的游玩地点，路并不远；从都市出发，大约半个小时的通关，再乘地下铁，便算是到了境外的土地上，因为这里是特别行政区。因此，一个内地人只要花上1个钟头，就可以感受到国际大都市的繁华，并且研究一下保留下来的民俗传统。

　　X港之行成了我们朝思暮想、时时刻刻盼望、等待的一件事了。

　　我们终于动身了。我现在想起来还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事：大家呆着；我的父亲慌慌张张地监视着我们的三个过了关口；我的母亲不放心地挽着我那未嫁姐姐的胳膊。自从二姐出嫁后，我的大姐就像一窝鸡里剩下的一只小鸡一样有点丢魂失魄；在我们后边是那对新婚夫妇，他们总落在后面，使我常常要回过头去看看。

　　站台上挤满了人。我们已经上了地铁，火车离开了车站，驶向不远处的都市。我们看着窗外的树影、建筑向后退去，正如那些不常旅行的人们一样，感到快活而骄傲。

　　我的父亲高高挺着藏在礼服里面的肚子，这件礼服，家里人在当天早上仔细地擦掉了所有的污迹，此刻在他四周散布着出门日子里必有的汽油味；我一闻到这股气味，就知道星期日到了。

　　我们流连在W港的码头，享受习习的海风，穿梭在西环的小巷中，寻找本地美味的食肆。在一家店门外，我的父亲忽然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打扮很漂亮的太太吃烤生蚝。一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撬开生蚝，抹上蒜蓉，递给了两位先生，再由他们传给两位太太。他们的吃法也很文雅，一方精致的手帕托着蚝壳，把嘴稍稍向前伸着，免得弄脏了衣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喝了进去，蚝壳就扔在旁边。

　　在国际大都市里吃一顿海鲜，这件文雅的事毫无疑问打动了我父亲的心。他认为这是雅致高级的好派头儿，于是他走到我母亲和两位姐姐身边问道：

　　“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生蚝?”

　　我的母亲有点迟疑不决，她怕花钱；但是两位姐姐马上表示赞成。于是我的母亲很不痛快地说：

　　“我怕伤胃，你买给孩子们吃好了，可别太多，吃多了要生病的。”

　　然后转过身对着我，她又说：

　　“那个于小葱，他用不着吃了，别把小孩子惯坏了。”

　　我只好留在我母亲身边，心里觉得这种不同的待遇很不公道。我一直望着我的父亲，看见他郑重其事地带着两个女儿和女婿向那个衣服褴褛的老水手走去。

　　先前的那两位太太已经走开，我父亲就教给姐姐怎样吃才不至于让汁水洒出来，他甚至要吃一个做做样子给她们看。他刚一试着模仿那两位太太，就立刻把生蚝的汁水全溅在他的礼服上，于是我听见我的母亲嘟囔着说：

　　“何苦来!老老实实待一会儿多好!”

　　不过我的父亲突然间好像不安起来；他向旁边走了几步，瞪着眼看着挤在卖生蚝的身边的女儿女婿，突然他向我们走了回来。他的脸色似乎十分苍白，眼神也跟寻常不一样。他低声对我母亲说：

　　“真奇怪!这个卖生蚝的怎么这样像于勒亭!”

　　我的母亲有点莫名其妙，就问：

　　“哪个于勒亭?”

　　我的父亲说：

　　“就……就是我的弟弟呀……如果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在美洲，正操持着他的造车大计，有很好的地位，我真会以为就是他哩。”

　　我的母亲也怕起来了，她结结巴巴地说：

　　“你疯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这样胡说八道?”

　　可是我的父亲还是放不下心，他说：

　　“你去看看吧!最好还是你去把事情弄个清楚，你亲眼去看看。”

　　她站起身来去找她两个女儿。我也端详了一下那个人。他又老又脏，满脸都是皱纹，眼睛始终不离开他手里干的活儿。

　　我的母亲回来了。我看出她在哆嗦。她很快地说：

　　“我看就是他。去跟店长打听一下吧。可要多加小心，别叫这个小子又回来缠上咱们!”

　　我的父亲赶紧去了，我这次可跟着他走了。我心里感到异常激动。

　　店长是个大高个儿，瘦瘦的，蓄着长长的颊须，他正在收银台点账，那不可一世的神气，就仿佛他开的是一个米其林3星餐厅。

　　我的父亲客客气气地和他搭上了话，一面恭维一面打听与他生意上有关的事情，例如：今天烧鹅卖得怎样?上座率几何?翻台几次?等等。

　　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他们谈论的至少是美利坚合众国哩。

　　后来终于谈到门口那个卖生蚝的，我的父亲有点局促不安地问：

　　“您门口有一个卖生蚝的，看上去倒很有趣。您知道点儿这个人的底细吗?”

　　店长最后对这番谈话感到不耐烦了，他冷冷地回答：

　　“他是个来自阿斯托克的流浪汉，去年我在美洲碰到他，就把他带回国。据说他在阿斯托克还有亲戚，不过他不愿回去找他们，因为他欠着他们钱。他叫于勒亭……听说他在那边曾经一度阔绰过，可是您看他今天落魄到了什么地步。”

　　我的父亲脸色煞白，两眼呆直，嗓子发哽地说：

　　“啊!啊!好……很好……我并不感到奇怪……谢谢您，店长。”

　　他说完就走了，店长困惑不解地望着他走远了。

　　他回到我母亲身旁，神色是那么张皇，母亲赶紧对他说：

　　“你先坐下吧!别叫他们看出来。”

　　他一屁股就坐在长凳上，嘴里结结巴巴地说道：

　　“是他，真是他!”

　　然后他就问：

　　“咱们怎么办呢？……”

　　我母亲马上回答：

　　“应该把孩子们领开。莫白炒既然已经全知道了，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千万要留心，别叫咱们女婿起疑心。”

　　我的父亲好像吓傻了，低声嘟哝着：

　　“真是飞来横祸!”

　　我的母亲突然大发雷霆，说：

　　“我早就知道这个贼不会有出息，早晚会再来缠上我们!倒好像一个失信的人，还能让人抱什么希望似的!”

　　我父亲用手抹了一下额头，正如平常受到太太责备时那样。

　　我母亲接着又说：

　　“把钱交给于小葱，叫他赶快去把生蚝钱付清。已经够倒霉的了，要是再被这个讨饭的认出来，在这可就有热闹看了。咱们到那头去，注意别叫那人挨近我们!”

　　她站了起来，他们在给了我一个五港币的硬币以后，就走了。

　　我的两个姐姐等着父亲不来，正在纳闷。我说妈妈有点着凉，随即问那个卖生蚝的：

　　“应该付您多少钱，先生?”

　　我真想喊他：“我的叔叔。”

　　他回答：

　　“两个半港币。”

　　我把五港币的硬币给了他，他把找头递回给我。

　　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贫困衰老的脸，满面愁容，疲惫不堪。我心里默念道：

　　“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我给了他50港仙的小费，他赶紧谢我：

　　“上帝保佑您，我的年轻先生！”

　　说话的声调是穷人接到施舍时的声调。我心想他在那边一定要过饭。

　　两个姐姐看我这么慷慨，觉得奇怪，仔细地端详着我。

　　等我把两港币交给我父亲，母亲诧异起来，问：

　　“吃了三块钱?……这不可能。”

　　我用坚定的口气宣布：

　　“我给了50仙的小费。”

　　我的母亲吓了一跳，瞪着眼睛望着我说：

　　“你简直是疯了!拿50仙给这个人，给这个无赖!……”

　　她没有再往下说，因为我的父亲望望女婿对她使了个眼色。

　　后来大家都不再说话。

　　在我们面前，天边远远地仿佛有一片乌黑的云压了过来。我的母亲一肚子心事，愁得了不得。

　　此后我再也没见过我父亲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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